博物馆紧临东长安街，周围是车水马龙，它却低调内敛，正如繁盛商道上沉默的关卡。

　　一座城门迎面而立，侧面是有长城浮雕的城墙，空间不大，却给人千秋古关、黄沙荡荡的错觉，成为这个不热门的博物馆的热门打卡处。

　　可能很多人想起春秋时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的故事，据说他的传世名作《道德经》就是因为没有通关文牒被关令尹喜借机“逼”着写出的。

　　注意，此关非彼关，汉函谷关比老子跨过的那座东移了约150公里，从河南省的灵宝附近移到洛阳一带。

　　厅中那些遗落在世界各地的瓷器，让我想到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苍凉和“愿得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的悲壮，却忘了更多的还是算盘叮当、查货征税的日常。

　　那个清代景德镇青花瓷碗，绘着乾隆时九江关的繁盛。九江关是1429年明前期初设的，清代成了重要的税关之一。

　　穿过“城门”，我登上一艘“大船”，就来到清朝前期。明朝中后期实行锁国政策，清朝1683年，次年才解除海禁，“海关”一词终于出现。

　　1757年乾隆又下令外贸只能在广州进行，且只能由朝廷指定、半官半商的“广州十三行”经营。

　　“大船”中央是“十三行”全盛时的缩微模型，两头堆着“货包”，电视上播着“十三行”兴衰的纪录片。

　　有位老人坐在“船帮”上，看着“十三行”垄断外贸百年，造就了包括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的一批巨富；又看着它在朝廷与外商的双重盘剥下日见窘迫，直到战争后被愤怒的百姓付之一炬。

　　我跟着老人下“船”，走进悲怆压平博、“关权旁落、百年洋关”的“近代海关”展区。

　　战争后，中国被迫一步步打开国门，先是丧失关税自主权，1859年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被外国人抢走。

　　但也应该承认，他们在干涉中国内政外交、为西方谋利的同时，也引进更先进的西方管理模式，逐步建立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平博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。

　　因为腐败和管理不善，清朝海关税银收入一直有限。1861年英国人接手后，当年就达到504万两平博，到1910年更达到3452万两，增加了近6倍。

　　厅里有大量当年的海关用具，从清单、票据到统计表、年终报告，后期还用上了显微镜、计算器这些比较先进的设备。

　　刻有“琼海关1893”的石碑——这是世界100座历史文物灯塔之一和1894年“中国灯塔图”孤本尤为珍贵。

　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88年亲题的“津海新关”木匾更是镇馆之宝之一。

　　“新关”相对于原有海关，又称“洋关”。木匾单独陈设在一个展厅，周围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七座洋关大楼的大幅油画。

　　这些大楼顶部都有大钟，准点响起，既为百姓报时，也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核准时间。

　　海关大楼设钟鸣钟的传统延续至今。只是，大家已经习惯于用手表手机确定时间，更少有人知道这钟声背后的沧桑过往。

　　1911年，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，西方人却借着战乱夺走了中国海关税款的保管权。

　　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结束了“海关不独立、关税不自主”的屈辱历史。10月25日，海关总署在北京宣告成立。

　　望着新中国首任海关总署署长的任命书、主席亲笔指示的海关第一号通告，每个人都会在心中呐喊：中国国门的钥匙，终于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！

　　海关查获的违禁品摆满一个个展柜。藏着毒品的麻将、图书；整张的珍稀动物毛皮；剑齿虎、孔子鸟等珍贵化石……

　　欧洲君主爱用它做权杖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有一根，据说是用一座城堡换来的。

　　“时光之镜”场景复原中，左侧是早年的海关，工作人员得把瓶瓶罐罐挨个打开查看；右侧是现在的查验，只须用手持单兵设备隔箱一扫，快捷又准确！

　　海关人员不只衣着笔挺地在敞亮的大厅里查验，还战斗在偏远艰苦的地方。例如位于新疆帕米尔高原“生命禁区”中、世界海拔最高的红其拉甫海关。

　　帕米尔高原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，红其拉甫海关却在这禁区中扎下根，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海关。

　　雪地中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帐篷，外面火堆上架着高压锅，旁边是装着大水桶的手推车，惟有靠帐篷而立、写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布浪沟支关”的木牌格外醒目。

　　我正疑惑信纸只有中间一道横折，根本装不进信封，就听讲解员对参观团讲道：“信还没寄出，这位同志就牺牲了。”

　　这艘缉私艇曾查获900多起、总案值3.4亿元的海上走私案件，接送过数十次，2009年退役后成为最“重量级”的镇馆之宝。

　　舰艇周围绘着天空大海，下面铺设模仿海面，略暗的环境，恰好营造出它乘风破浪、守卫海疆的庄严气氛。平博pinnacle